【说明：前些天，我发了同题文章，但不久发现，视频号链接放错了。发现后由我自己删除了。之后，有不少朋友询问这篇文章。正好，有朋友转来这篇评论。评论的出处和作者我没有查到】
一次巨大的失业浪潮正在涌来 中国迎来艰难十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日前在一则短视频（视频附后，该视频是今年9月份录制的）中说，一次巨大的失业浪潮正在向我们涌来，构成这次失业浪潮的源头大体来自五个方面：
首先是陷于困境的房地产在大量裁员；其二是外商外资企业纷纷撤离；其三是中小企业的不景气、倒闭潮；其四是教育双减引发的对于教培行业的整顿；最后是跨国电商的整顿，比如亚马逊平台整顿电商秩序，出现批量封店、封号情况，一批中国跨境电商巨头陷入困境。
孙立平一直以来以社会学的眼光观察着中国社会的变迁，早在2003年就提出“断裂社会”、“新失业群体”等概念。
围绕可能到来的失业潮，孙立平提到的这五方面，的确目前影响范围很大。比如房地产方面，不说其他的，单就恒大的倒掉，牵扯上下游合作单位、企业以及员工就数量庞大。数据显示，恒大资金链断裂将牵连8,441家企业，另外恒大目前有14万员工，317万相关岗位。
再如教育“双减”引发的教培行业的集体性失业潮。7月24日，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发布，严禁资本介入K9学科培训，国内教培机构自此一蹶不振。裁员，成了各大机构的集体选择。粗略估计，校外培训业的从业人员有上千万。落实监管措施後，学科类培训的失业人员的流向，一是转行求职，二是可能转为做“地下”生意，包括做上门家教，或者在小区里租房开展“别墅培训”。
在疫情爆发前，孙立平曾撰文发出担忧：中国会不会迎来艰难十年？在孙立平看来，总体看中国手里的牌是不错的，因为如果中国正在经历的两个转型（一个是城市中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型，一个是农村中的从过去温饱状态向传统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成功的话，会释放出一个巨大的新的需求，特别是城市从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变更是如此。
孙立平说，“如果我们能创造出种种相应的经济与社会条件，实现这两个突破，两个转型，两个巨大的新的需求就会释放出来，新的发展动力就会形成，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此而言，中国未来一二十年经济发展的空间应当是非常广阔的。当然，如果这两个突破和转型不能实现，就将会陷入我们几年前就开始讲的中等收入陷阱。”
也就是说，我们手上的这把牌其实是不错的，至少从理论和逻辑上来说是如此。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创造出有利于实现这两个转型的条件。
从国内来说，关键在于老百姓的消费能不能真正上一个台阶，即老百姓有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有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有没有相应的消费愿望。在这方面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是：过去这些年高房价和高税负，耗干了人们的消费能力，甚至透支了未来的消费能力。财富的缩水，物价的上涨，未来养老的压力，则在恶化着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
从国际来说，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和平的、友善的国际环境，可以有利于人们形成对未来明确而稳定的预期。而这种预期，无论是对于民间的投资行为，还是对于人们消费愿望的形成，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方面的条件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利。
基于这样的内外局面，我们该怎么办？孙立平教授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要谨慎地使用现有资源，把这些资源用到关键的地方。应当说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积累了一些价值、积累了一些资源。现在要善用这个资源，谨慎地使用这个资源，要把这个资源更多的用在国内发展上。
第二，在国内发展方面，要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在民生上。而在民生的问题上，要重点来解决老百姓生活中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在过去的经济扩张期，特别是在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多干一些大事，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是应该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要降低各级政府在干大事上的冲动，特别是要减少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和补贴。
第三，要更多地藏富于民。现在很多人对举国体制、对集中资源办大事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绪。当然举国体制确实有其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提是大量资源的集中。现在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是消费升级的关键期。如果过于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多的从民间抽取资源，这样势必会削弱民间的消费能力，从而加大经济转型的力度。
第四，要有真正的壮士断腕的决心，精简机构，实现政府瘦身。因为中国特有的权力机构，现在我们广义的政府可以说是多套系统并行。几大班子，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权力机构所包含的部门繁多，行政的层级也很多，由此形成的财政负担相当沉重。因此，必须痛下决心，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减轻社会的负担。
第五，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总体来说应当收缩规模，停止扩张型发展，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比较有把握的、将来有前景的有限的领域中。把这样的事情做精、做好，这可能是将来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基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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